黎晓新在工作中

　　一、简介

　　黎晓新，女，1950年出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她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海归”，却来到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小科室。30年间，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积极的开拓精神，她把这里变成了名扬海内外的著名眼科中心，推动了我国眼科诊疗技术进步。她制订的治疗原则，让北京地区早产儿失明的比例减了一半。在患者心中，她是爱与光明的化身，是当之无愧的“光明使者”。

　　二、主要事迹

黎晓新：让上万患者获得光明的“光明使者”

　　她是著名眼科专家，获得过国际眼科理事会授予的“金苹果奖”，2012年被选为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2013年获“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并当选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协会主席。她是教育部“视觉损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长。

黎晓新（中间）任世界眼科学术大会主席

　　她在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手术治疗和视觉电生理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主持并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宋庆龄儿童医学奖等。创建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童眼病中心。主编了《视网膜玻璃体手术学》、《现代眼科手册》等多部专著。任《中华眼底病杂志》总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她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海归派”，回到了当初默默无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30年，弹指一挥间，她不仅自己从一名小医生成长为眼科大家，还带活了一个科室，带强了一个团队。如今，她一手托起的这个科室已发展为名扬中外的眼科中心。在这里，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了她所钟爱的眼科事业上，也因此深深体会到了医者的荣耀感。

　　在同事的眼中，她是个精力旺盛的“工作狂”，还是个急脾气，然而，面对患者，她却总是温和、耐心。为了多看病、多做手术，她一天到晚像个陀螺转个不停，就算是感冒发高烧，也不停门诊和手术。老伴兼“贤内助”李老师心疼地劝她：“不行就少看些病人吧，别那么累。”可她说：“病人头一天晚上就排队挂号，他们等不得啊，我累点没关系。”

　　她在国内被封为“眼科四把刀”之首，在国际上享有“玻切女王”的美誉。作为我国现代玻璃体手术开拓者之一，她让上万患者获得光明，被患者誉为“光明使者”。她就是今年65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黎晓新。

　　“为救治一个小孩，我们所付出的努力非同一般”

　　在儿童眼底病的防治方面，黎晓新是公认的先驱。作为国内最早致力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和治疗的眼科专家，黎晓新经历了一段举步维艰的日子。

　　上世纪90年代初，门诊时，不断出现的视网膜病变的早产儿引起了黎晓新的注意。通过深入调查，她发现了问题症结。原来，早产儿因发育不成熟一般都要送到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进行精心养育，通常要采取吸氧措施促使肺发育成熟。吸氧使得新生儿的成活率提高了，但问题也出来了：早产儿因长时间吸氧，出现视网膜新生血管增殖，导致眼睛发生视网膜病变。

　　黎晓新非常清楚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严重性，“这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眼底病，而治疗仅有一个时间窗，必须在时间窗内进行干预治疗。如果到了晚期，就无法救治了，孩子很可能就成‘睁眼瞎’。”

　　为了不错失挽救患儿视力的时机，唯有对早产儿进行眼病筛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然而，做起来却是阻力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医生的不理解、不配合，很多人说她是“管闲事”。“我们是1994年开始对新生儿进行筛查，但由于当时国内（包括医务界）对这个疾病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儿科医生因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不愿把筛查出的孩子转出病房。眼科医生包括麻醉大夫也都不愿参与进来，因为不管是给新生儿做手术还是进行麻醉，风险都太大了。”

　　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让黎晓新下定决心要管管这个“闲事”。一天，黎晓新在医院儿科筛查时，发现了一名视网膜病变的早产儿，就与儿科医生谈，希望转到眼科来治疗，没想到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新生儿的肺没有发育完全，出了监护室有可能出危险”。无论黎晓新怎么做工作，孩子的主治医生最终还是没有同意。过了些日子，黎晓新获知孩子因为双目失明被父母遗弃在路边。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黎晓新。为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她和儿科医生反复沟通，讲明原因，最终取得了部分儿科医生的配合。同时，她还不停地给麻醉科医生“做功课”，有一些医生被她的诚恳所感动，愿意和她一道试试。1995年，黎晓新终于成功进行了第一例早产儿视网膜手术。“为救治一个小孩，我们所付出的努力非同一般。”事后，黎晓新感慨万分。

　　治疗的难题攻克了，但黎晓新发现，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必须把防治的关口前移。“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其实是可预防的，关键还在于做好筛查，及早发现后，通过打激光，再适当用药，孩子的视力发育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然而，一直到2003年，出现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患儿数量还在增加。黎晓新为此揪心不已。1994年，黎晓新带领团队开展了首次调查，发现北京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是20.3％，他们及时对筛查出的这部分患儿进行了早期干预治疗。

　　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和患儿家属重视早产儿眼睛的健康，黎晓新“斗胆”给卫生部写了报告，建议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发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早期干预。

　　2003年，天津中心妇产医院转来几个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患儿，经过黎晓新的救治，家长们终于搞清了导致此病的原因，此事件也引发社会关注。不久，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召开讨论会，邀请儿科、麻醉科等相关科室的专家一起就此探讨。黎晓新受邀做主题发言。刚到会场，她就受到了一些与会专家的责难。她顶着压力，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实例，足足用了40分钟把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现状及干预措施做了透彻的汇报。听完后，专家们的态度360度大转弯，他们完全被眼前这位“倔丫头”折服了。这以后，黎晓新抓住一切机会在眼科、妇产科、儿科的学术会议上，以及各种媒体上宣讲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知识。

　　2004年，黎晓新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早产儿治疗用氧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从此，国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防治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黎晓新（左2）视察新生儿眼底病情况

　　2005年，黎晓新团队关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高危因素调查”在首发基金成功立项。之后，她们联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妇幼保健院等6家医院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地区小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从1994年的20.3％下降到10.8％。

　　发病率的显著下降，得益于黎晓新探索的防治新模式——建立北京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网，由眼科大夫到各大医院儿科，根据儿科医生的推荐，对早产儿进行有针对性的筛查和早期干预治疗。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在我国儿童眼病防治的领军地位——2005年挂牌“儿童眼病中心”，并成为WHO在中国的儿童防盲基地，这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三级甲等医院建立的儿童防盲基地。“现在，我们每年的儿童眼病手术治疗量是全国最多的。很多儿童眼病疑难杂症都转到我们这里。每年，我们还要承担儿科和眼科医生的培训。”谈起今天的成绩，黎晓新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要想手术不失败、少失败，只有不断学习”

　　作为我国“眼科四把刀”之首，黎晓新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用高超手术给上万名患者带来了光明。其中，被传为美谈的是她治好曹荣飞眼睛的经历。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武官曹荣飞因美机轰炸眼睛严重受伤，在北京某医院保守治疗半年后，伤口逐渐愈合，但由于左眼视网膜的视觉敏锐区——黄斑部发生了外伤性黄斑裂孔，中心视力受损严重，并伴有严重的视物变形和近视力受累。就在医生们束手无策时，黎晓新在一个眼科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让曹荣飞的主治医生眼前一亮。之后，曹荣飞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了由黎晓新主刀的玻璃体切割手术联合自体浓缩血小板封闭黄斑裂孔术。术后，曹荣飞的黄斑裂孔消失了，视力从0.3恢复到了0.8。黎晓新因救治有功，受到上级表彰。

　　其实，在那之前，黎晓新就已经完成了100多例这类手术。早在1996年时，她就飞到德国把这一国际最新技术学到了手。

　　时针再往回拨到1986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黎晓新率先在国内引入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复杂性视网膜脱离。此后，她一直紧随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不断开拓创新，在国内最早开展老年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前膜的手术治疗。

　　观摩过黎晓新手术的人赞叹说，看她做手术就像看一场精细的雕刻。一次，黎晓新做视网膜脱离手术治疗，大家都说没看见视网膜前面有一层膜，她却说肯定有，而且很快就用镊子轻轻地夹起薄如蝉翼的那一层膜。

　　在国际上，黎晓新享有“玻切女王”的美誉。科室护士长刘佳说，2005年她被派到新加坡学习。有一次，新加坡的一位眼科权威专家听说她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黎晓新的科室时，马上来了句：“哦，黎大夫，‘玻切女王’啊！”这件事让刘佳觉得，“在黎大夫手下干活，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在同行看来，黎晓新的手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但她自己却不满足。她说：“要想手术不失败、少失败，只有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为此，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要与书为伴。她看门诊时，发现特殊的病例一定要认真记录，随时总结，所以她的学术报告每年都有新的内容，总有新的例证。很多人都说：“听黎大夫的学术报告特别过瘾，因为总会有新的收获。”

　　有一年春节，为了学习美国儿童眼病治疗的最新技术，她自费飞到美国底特律的一家眼科医院学习。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她解释说：我只有春节可以抽出时间来，抓紧学点新技术，回来就能尽快开展新的手术了。

　　“是您让他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黎晓新常说，当一个好医生，光有技术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对患者有爱心与责任心。眼科病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字“爱与光明并存”，生动展示了黎晓新与患者之间因爱而生的医患真情。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只是做些简单眼底病手术的黎晓新接诊了一位患视网膜脱离的女工丁师傅。经检查，丁师傅属于复杂性视网膜脱离，必须做玻璃体切割，且切割后为了让视网膜复位，需要在眼内填充气体。黎晓新给她解释了手术的流程，并告诉她术后要面朝下俯卧一段时间。“没关系，只要能治，不就是趴些天吗？”丁师傅回答得很爽快。不料，手术后，视网膜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复位，趴了一周的丁师傅着急了。黎晓新跟她商量，：“现在还有一种填充的办法，就是用硅油代替气体填充，不过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我也是在国外看过有的医生用。”丁师傅听了，想了一会儿后说：“黎大夫，我明白我这个基本是不治之症，您就做吧，如果成了算我走运，不成您也可以积累点经验，以后再给别人治呗！”

　　患者的信任，让黎晓新不再犹豫。她翻阅了有关的书，又打电话向国外的同行请教硅油填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最终，黎晓新不负患者所托，成功完成了手术。过了半年硅油取出，视网膜复位良好，丁师傅的视力保住了。

　　一天，黎晓新正在出门诊，丁师傅来复查，身后还跟了几个人。“我是带着全家人来的，他们一定要来看看让我重见光明的恩人。” 说着，丁师傅送上了一幅字“爱与光明并存”。

　　的确，作为眼科医生，黎晓新带给患者的不仅仅是光明，还有深深的爱。

　　那大爷因患有糖尿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杨大夫处治疗，后来因为视力明显衰退，转到黎晓新这里看病。经检查，那大爷并没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压也正常。“那大爷的情况会不会是正常眼压型青光眼呢？”想到这，黎晓新让那大爷做了视野检查，果真如她所料。黎晓新还获知，那大爷孤身一人，是街道的低保对象。于是，她劝告那大爷，尽管眼压不高，也必须坚持用降眼压药，一定不能大意，否则视力可能完全丧失。末了，还叮嘱那大爷：“每月来我这里检查一次，我的专家号您千万别挂了。可以在我门诊快结束的时候来，省得您久等。”

　　这样的义务治疗，黎晓新坚持了6年。有一天，黎晓新做完手术走出手术室，看见那大爷站在门口，忙问：“那大爷，有事吗？”“没事，我就是想给您这半斤茶叶。”黎晓新一下愣住了，再问才知道，原来那大爷在看病时，听护士提了句“没茶叶了”，就特意到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茶叶店买了半斤老北京人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送来。黎晓新见推辞不下，只好收下。拿着这包茶叶，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护士告诉黎晓新，街道办事处的人在办公室等着她。黎晓新走进办公室，发现他们脸色凝重。街道办事处主任说：“黎大夫，我们受那大爷之托来看您，给您带来这一斤茉莉花茶。老人前几天去世了，去世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一定要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看杨大夫和您。他说，是您让他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接过这重似千金的茶叶，泪水模糊了黎晓新的眼睛。

黎晓新为藏民看病

　　黎晓新对患者的爱，很多时候是体现在细节上。为了挽救更多面临失明的眼睛，黎晓新要求科室加快检查频率、病床周转率，大家都跟着她的快节奏忙得不亦乐乎。梁建宏大夫说：“很多病人都是从外地转诊来的，常常是家人陪着一起来看病，吃住等费用就很高，为了尽可能地给病人省钱，黎大夫要求对患者的所有检查都当天完成，以便及早安排手术，让患者尽快出院。有时晚上了，我们已经下班回到家，黎大夫打电话过来，说有手术，我们就得放下一切，赶往医院。”

　　“在黎大夫手下干活，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

　　在眼科辛勤耕耘近30年的黎晓新，从未懈怠过。“做一名好医生”是她奋斗的最大动力，也是她最初的梦想。

　　激发她这个梦想的是“文革”时她所读的一本书——屠格涅夫写的《父与子》。书中描写的一名受人尊敬的乡村医生形象让黎晓新印象深刻，并憧憬着成为一名这样的医生。初中毕业等待下乡“插队”时，她就开始自学医学，还跟同学的妈妈学习了针灸。

　　插队的第一周，黎晓新接诊了一名牙痛患者。她用针灸给患者镇痛，立马见效。一炮打响后，全村的人都来找这位年仅18岁的“黎大夫”看病。

　　当了3年赤脚医生后，黎晓新有机会到宁夏的一家县医院学习了半年。在那里，她被眼科大夫的神奇深深吸引，萌生了当眼科大夫的愿望。“那儿只有两个大夫，其中一个就是眼科大夫。当时，那个眼科大夫已经60多岁了，手抖得厉害，但他却能很顺利进行白内障摘除，让病人立刻重见光明。”

　　1973年，“文革”后期实行高考的第一年，黎晓新考进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黎晓新如愿进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1981年，她参加研究生考试，以北京医学院第一名的成绩，次年被学院动员转成出国研究生，到德国Essen大学眼科医院学习，专攻眼底病。

　　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黎晓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时任院长杜如昱教授的盛情邀请下，放弃更好的选择，回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只有6张床、6名大夫、1名技术员兼验光师、1名门诊护士。这个不起眼的小科室，最初只是以会诊为主。黎晓新带领科室从零起步，开始了艰难“创业”。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下，黎晓新决定在服务上做文章，“我们只能通过一流的服务取得病人的信任，通过一流的服务取得同行的认可。”

　　一开始，科室的手术量非常有限，按照以往惯例，机会人人均等，有手术大家都上。但黎晓新发现，这样并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为此，她要求大家转变观念，以科室利益为重，先着力培养一两个技能好的医生，等科室的病人数量上升了，再逐步扩大培养人才。

　　“在黎大夫手下干活，大家都觉得很有奔头。她对每一个年轻医生都有非常好的培养计划。打基础、送出去，回来定专业，有这么一个模式，大家都觉得前景很明晰。”黎晓新的博士生、得力干将梁建宏大夫深有感触地说。1998年，黎晓新把梁建宏送到德国学习眼科肿瘤。当时，国内在眼科肿瘤的治疗方面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学成回国后，梁建宏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逐渐地，科室在眼底病、白内障、眼肌等各个方面都培养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医生。

　　有了精兵强将，团队的战斗力和服务水平也就上来了，正如黎晓新所期望的,“当病人的手术涉及不同领域时，我们则采取团队作战的办法，如果涉及角膜，就上角膜专家，涉及眼底，就上眼底专家，所以我们经常是几个专家合起来做一台手术，这样能保证手术的效果。”就这样，她带领团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黎晓新在工作中

　　在学生们看来，黎晓新可能是整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忙的人了，60个门诊病人，十几台手术，都是黎老师一天之内完成的事，还有会议、讲课及管理工作围绕她的身边，但是她却从不吝惜把时间花在对学生的教育上。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询问每个研究生课题的进展情况。尤其让学生们感动的是，黎老师在给他们西方式教育的同时，也给他们传统东方家庭的温暖。“每年的圣诞节，黎老师会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品尝她亲手酿的肉桂酒。在暖暖的酒香中，我们向她汇报自己的收获和未来的计划。无论是生活的烦恼，还是经济上的困难，都可以向黎老师说，而黎老师也会用她自己做学生时的经历来激励我们。”学生陶勇说。

　　如今，当初尚无名气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在她的带领下已经跻身于国内第一方阵，成为一流教学医院的国家重点学科。尤为让人羡慕的是，他们还有一栋独立的病房楼，拥有50多张床位，俨然一个眼科医院。回首来路，作为领军人的黎晓新，心中欣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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